也鼓励个人跨境投资，在区内就业并符合条件的个人可按规定开展包括证券投资在内的各类境外投资。

诸如此类的复杂问题，都需要迅速回答。其中尤其令人耳目一新者，在于对过去的危机的重新解释，特别是对危机的传导过程以及恢复过程中若干特别现象的解释。

2000年～2011年，中国主权资产和主权负债都呈扩张态势。全社会的信用紧缩局面，就此形成。国家资产负债表在国家治理乃至经济分析领域中令人刮目相看，还是在上世纪90年代拉美危机之后。其一，去杠杆化需要大量储蓄，需要大量资金投入。  ■此次百年不遇的全球经济危机再次彰显了资产负债分析的魅力。

在这方面，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的研究最为著名。可考虑进一步扩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的规模，包括：进一步扩大国有企业利润上缴的主体，除中央企业外，地方国有企业、铁路等非国资委管理的垄断性行业、国有金融企业等，也要尽快实行资本分红。首先，如果某种金融体制或金融政策改革无法通过内力推动，我很怀疑这种改革可以通过国际资本的突然流入或流出而实现。

我想强调，关于资本项目自由化的讨论是个学理问题、技术问题，不是意识形态问题。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可能不高，但一旦发生，其对中国金融体系的冲击将是致命的。其中，中国居民储蓄存款高达43万亿人民币。例如，必须首先建立短期货币市场的风险管理机制。

泛泛而谈倒逼是危险的。主要的问题可能是套利、套汇活动进一步加强。

相反，中国应该主动深化金融市场改革、健全金融市场和宏观经济风险监控机制、加速汇率和利率市场化改革。没有定价的基础，就无从实现风险管理。事实上，中国居民持有外币计价资产的偏好比较高。2012年央行明确提出当前中国正处于加速资本项目自由化的战略机遇期，并酝酿出台资本项目自由化的时间表。

我们为什么要自废武功呢？ 总之，中国需要马上做的事情很多，不应该把完成资本项目自由化放在过于优先位置上，更不应该把资本项目自由化作为推动中国改革和调整的动力。现在有实际意义的问题并不是应否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化。关于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项目自由化的讨论必须坚持就事论事、实事求是的态度。虽然可以通过对冲政策来维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这种对冲一方面难于完全有效，另一方面代价高昂。

此外，法制观念、股东权益保护、信用评级、破产和破产保护等法律和制度建设等，也都是决定是否能够控制资本项目自由化风险的先决条件。中国并未受到任何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化的外部压力，中国为何要加速资本项目自由化的步伐呢？有关方面似乎是希望利用开放资本项目后所形成的外部压力（国内、外资本自由跨境流动），推动国内的各种改革。

在存在大量市场扭曲的情况下，资本跨境自由流动很可能是弊大于利。例如，尽管目前有汇兑限制，据某些研究估计，中国居民储蓄存款中外币的比例可能已经达到8％。

在金融全球化和一体化的今天，在没有资本管制的情况下，跨境资本流动的规模和速度及其对经济的后果都是难于控制和难于预测的。例如，资本项目自由化会导致利率和汇率的大幅度急剧波动，从而给市场参与者带来巨大风险。第四，影子银行套利活动猖獗、庞氏骗局的规模和普遍性不可低估。亚洲金融危机之所以会发生，就与许多东亚国家资本项目自由化时序不对有关。在实践上，我们有借加入WTO推动国内改革的经验。在分析中国近来并未像印度、巴西等国那样因美联储推出数量宽松的可能性加大而出现资本外流、货币贬值、经济增长速度下跌等严重经济困难的原因时，国际经济学界都把中国依然保留资本管制作为重要原因之一。

其资本项目自由化过程始于1960年，基本完成于1997年，持续近40年。日本由实现经常项目自由化（1964年）到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化相隔33年。

其次，开放短期跨境资本的流动与贸易自由化不可同日而语。再次，中国M2对GDP之比超过180％，为世界之最。

当然，各国情况不同，资本项目自由化的时序也应该有所不同。但是，这种事情一旦发生，后果将极为严重。

实现人民币国际化这个大方向是正确的，但是人民币国际化应该由市场化推动，不能操之过急，也不应该揠苗助长。】 放弃资本管制所致风险显而易见 中国证券报：近期有不少声音呼吁加快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实现人民币国际化。最令人担心的情况则是：由于出现某种意外事件、预期突然恶化，资本外流的压力陡然增加，并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资本项目自由化必然增加金融市场风险和宏观经济风险。

中国证券报：除为资本项目完全开放创造条件外，资本项目本身还有什么事情可做？您对金融服务开放持什么态度呢？ 余永定：维持甚至加强对短期跨境资本的管理，并不妨碍我们继续推动直接投资和其他长期投资的自由化，并在条件成熟之后，实现人民币的自由兑换。我并不是说一旦解除资本管制，这种事情必然发生。

以后还可能出现一种情况是：当货币当局实行货币紧缩抑制通胀和资产泡沫时，资本流入。第七，国内资产向海外转移的趋势可能已经比较严重。

不仅如此，中国储蓄存款大部分可能集中于少数居民手中。（《中国证券报》记者 陈莹莹） 进入 余永定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资本管制 。

作为风险管理基础的短期货币市场基准利息率和国债期限结构曲线仍有待建立。此外，资本管制并不一定妨碍开放金融服务业。事实上，在过去十余年中，央行通过对冲，大体维持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时序问题需要决策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而国债市场无风险期限结构曲线的形成是对公司债和其他各种更为复杂的金融资产进行风险管理的前提。在这种情况下，一旦解除限制，资金外流数量可能更大。

与此相对比，在货币兑换完全自由化的日本，外币存款在居民储蓄存款中的比例在2003年只有1.6％。最后，中国的庞大外汇储备是金融自由化情况下抵御风险的重要武器。

我们现在到底有哪些金融改革和金融政策需要用国际资本（包括内资）的自由进、出来倒逼呢？这种倒逼的相应作用机制是什么？有何相关的理论和国际经验的支持？这些问题仍有待有关方面予以具体说明。如果中国会出现什么颠覆性错误，完全解除资本管制而导致危机就是一种颠覆性错误。